本書作者

前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學家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1994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並擔任主任一職。2008年接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暨高級副總裁，為世界銀行首位華人副總裁。2012年世界銀行任期屆滿，返回北京，繼續教學研究工作。

現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目前亦為全球多個發展政策、農業、減貧的委員會成員。

1986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榮膺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並獲得法國奧佛涅大學、美國福特漢姆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和香港科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為全球經濟發展指引平穩新路

前財政部長、台大財金系教授 劉憶如

林毅夫教授是我當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同學。那是198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選派優秀人才，出國留學、攻讀博士的初期。在芝大的校園裡，林教授總顯得與眾不同。他是芝加哥大學曾獲諾貝爾獎的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教授，特別從大陸吸引去芝大就讀的學生，林毅夫似乎是舒爾茨教授在「改造傳統農業」上，對開發中國家造成革命性影響的傳人。其後，林毅夫更將芝大嚴謹的經濟邏輯訓練，應用於中國制度改革之探討，並以系列方式，提出他獨到深入的見解。他的分析與意見，廣泛地在歐美學術圈受到極為高度的重視，並引發迴響。

以扎實研究助貧國擺脫窮困

林教授後來在北大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亦即現在的國家發展研究院），以及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為許多人所津津樂道，但他的貢獻，實不僅止於此。最主要的，林教授以中國經濟現象背後「人的行為」，建構一個能夠說明來龍去脈、因果關係的模型，因此，他不但在世界銀行時，在實務上幫助開發中國家邁向擺脫窮困之途，更在理論上，提出新的政策架構，做為追求健全、快速、永續、包容性成長之依循。

本書《失序的貨幣》分為四部，首部拆解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探究危機形成的真正原因；第二部則進入復甦共贏之路的討論，尤其針對全球基礎建設投資，如何創造全球共贏策略，有相當深入的著墨；第三部提出在危機後的多極化世界，低所得國家應如何把握機遇，追趕向前，尤其應如何發掘後進者優勢潛力，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在書中皆有許多具體建議。最後，第四部討論走向全新國際貨幣體系，更闡述在金融海嘯過後，世界為何邁向更多元的準備貨幣體系；美元在準備貨幣中的統治地位消失後，新國際貨幣崛起的可能，亦是第四部的探討主軸。

危機暫除、但風險處處的關鍵年代

展望未來，雖然危機暫除，但風險處處。美國財政懸崖，以拖待變暫時穩住；歐元制度在歐元國終於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也暫時得以維持；日本更在「安倍經濟學」寬鬆貨幣、積極財政、對外開放的三根支柱下，突破過去二十年困境。但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國際市場，只要一個不小心，這五年來的復甦之途，就可能功虧一簣。《失序的貨幣》探討的一些議題，更可做為觀察未來發展的指標，不論是金融監管、房地產泡沫、中國外匯存底的累積、世界各國收入差距的更加分歧、貧窮國家的難得機遇、全球貨幣秩序的重建，在在都是影響全球如何重新洗牌的關鍵。

（精彩全文，請見本書《失序的貨幣》）

共贏才是唯一的解答

對全球經濟發展的整體詮釋，愈來愈難以描述如今多樣化和多極化的世界。本書試圖像鄧小平宣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出觀點，對那些習慣於從西方視角看問題的人來說，這個觀點可能是有新意的。本書還將分析經濟發展問題與經濟危機的根源，並提出走向發展和實現全球穩定的共贏解決方案。

2008年秋，爆發「大蕭條」之後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震驚了世界。如果不能正確理解這波大衰退的根源及其可能的演變趨勢，我們就難以採取合適的政策措施，防止大衰退再度爆發。目前一般對於危機的解釋並不符合經驗事實。假如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們能洞悉問題的真正原因，並採取迅速且有效的行動，這波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或者減輕的。

引發2008 到2009 年全球危機的原因

這波危機起源於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後出現的金融體系崩潰。人們普遍認為，經常帳失衡情況急劇惡化是危機的起因。很多人相信，全球失衡源自東亞各經濟體在1998年危機後，為了自保而採取的出口導向策略和外匯存底累積，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匯率的低估。該觀點繼而推論：全球失衡以及這些國家用超額外匯存底購買美國國債，才導致美國出現低利貸款和房地產泡沫。

全球失衡並非源於東亞

以上解釋初看上去雖然言之成理，但有若干令人質疑之處。東亞各經濟體實施出口導向的類似發展策略已有半個多世紀，只是在這波危機前的十年，它們的貿易順差才大幅飆升。假如東亞國家的自保政策和中國的匯率低估政策是全球失衡的起因，與東亞各經濟體競爭的其他國家應該會出現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都減少的現象。

然而在危機爆發前的十年中，其他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實際上也在增加，並導致東亞各經濟體在美國貿易逆差中所貢獻的比重從90年代的51%，下降到21世紀前十年的38%。除美國外，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存底幾乎都在成長，全球外匯存底從2001年的1兆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兆美元。所有國家的外匯存底同時增加，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儲備貨幣的發行國（主要是美國）擴大儲備貨幣的供給。

走向復甦的共贏之路

當前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是，歐元區國家能否推出足夠穩定的計畫，以援助陷入債務危機的南歐國家，以及這些國家能否推動結構性改革，以此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如果不能開展結構性改革，穩定措施只能起到暫緩作用，問題仍將不可避免地再度爆發，而且更加嚴峻。

結構性改革的挑戰

不過改革也面臨挑戰：結構性改革屬於緊縮性質，至少在短期內可能進一步使已經遭受危機衝擊的就業機會、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等情勢更加惡化，帶來社會和政治上的災難。這意味著，結構性改革在許多國家不具備政治上的可行性。即使結構性改革得以實施，也不見得會縮小財政赤字。因為隨著經濟成長速度放緩，失業人口會增多，財政收入會減少，而政府的社會性支出也會相應增加。市場對於公共債務的增加會有消極反應，尤其是對那些推行改革的非儲備貨幣發行國，或者沒有獨立貨幣政策（如歐元區國家）、不能將公共債務貨幣化的國家。

為抵消結構性改革的緊縮效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標準建議一直是：透過貨幣貶值擴大出口需求。對一個小經濟體而言，如果全球經濟運行良好，這樣的政策建議或許可行。但對當前的南歐各國而言，貨幣貶值並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雖然就歐元區國家整體而言理論上有可能，但是任何推動歐元區國家整體貨幣貶值、給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的行動都可能觸發貨幣戰爭和各國貨幣的競相貶值，因為日本、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也同樣受到高失業率與結構性問題的困擾。

但假如沒有結構性改革，深受債務問題所苦的南歐國家就需要持續不斷、規模愈來愈大的援助計畫，這些支出不可避免地會被歐洲中央銀行貨幣化。假如日本和美國不能推動自身的結構性改革，它們會繼續目前的寬鬆貨幣政策，保持低利率來扶持金融體系和負債家庭，降低擴大和支付公共債務的成本。由此導致的可能後果是，歐元區、日本和美國都將陷入漫長的低成長、高風險和金融投資低報酬的「新常態」（New Normal）。低利率也將鼓勵短期投機資金進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導致價格劇烈波動，或者進入新興經濟體，引發資產泡沫和匯率升值，並給總體經濟調控製造難題。

（摘自本書概論，更多關於貨幣危機的真相，請見《失序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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