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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前,尹萍帶著一雙兒女出走紐西蘭。十餘載之後,兒女長大離家了,父母衰老過世了,她自己也從一個纖纖少婦步入了更年期婦女的人生新領域。
雲淡風輕的筆,描繪的是三代三地的生命史,時而濃厚真摯,時而閒散舒懷。這是個武士家族的動人故事,文字純真幽默,家中老小人物,各個呼之欲出,妙不可言。
卷一、守護小樹—我只是個旁觀者,眼看著這小樹開枝展葉,欣欣向榮。我也許可稱為園丁,澆灌它、守護它,但我無從參與它的發展。我知道它有它的生命藍圖。
卷二、父母家邦——我們家是武士家族,父母都曾是中華民國軍官。他們滿腦袋忠誠,在戰爭中困苦流離,在驚濤駭浪中度過青春。 卷三、散淡的人——京劇「空城計」裡,孔明高坐城樓上,開口唱道:「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我也想做江湖上,一個散淡的人,學著欣賞「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人生風景。




生下女兒之後,我才懂得感激母親。隨著女兒的成長,我才承認我與母親實在是一脈相承。
如果說,母親是我最初的導師,女兒就是我繼起的諍友。
由於女兒的緣故,我愈來愈發現,我是以母親為標竿,修正或看齊。由於女兒的緣故,我努力避免母親犯過的錯誤,但是也開始理解並且同情母親的軟弱與無明。
我敬佩母親的勇氣與正直。養育女兒,讓我看出作為一個母親,「勇氣與正直」是何等的必要,又是何等的難為。我在幼小的女兒身上看到同樣的「勇氣與正直」的品質,心中同時湧現訝異、驕傲與謙卑的情緒。
在母親晚年失智開始嚴重的時候,長途電話已經難以溝通。我寫了一封信給她,用電腦大字列印出來,從紐西蘭寄到台北,告訴她,這份勇氣與正直,是她給我的最珍貴資產。
我知道她每天看這封信,都會像是初次看到。我希望她每次都感到安慰。
對於父親,我卻要等到兒子成年以後,才學會欣賞。
在我的家族中,巾幗從來不讓鬚眉。從小,我不知道有「男女有別」這回事。中年以後,也許在兒子身上認出了什麼,也許多年的婚姻生活讓我有所體悟,也或許單純地只是添了點歲數、長了點智慧。遲鈍而頑固的我,到底明白了男人在很多方面與女人是「有別」的。 我看出了父親過人的堅定與毅力。他就像那首英文歌裡描寫的,是一座「惡水上的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他會毫不猶豫以肉身護衛生命中關切的所有人。在價值觀混淆錯亂的時代,他堅持理想,拒絕同流合污;在流亡遷徙的歲月裡,他努力做到「不辱先人、不愧後代」。他沒有升官,沒有發財,但是也沒有對不起任何人。他是個男子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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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解父親的同時,我也理解了我的丈夫。我明白相對弱勢的女人,相對無大志的女人,其實主宰了家中男性的終極幸福。我告訴女兒:「一個男人,不管他成就高低,所能得到的最大報償,就是某個特定女人的讚賞、理解與接納。」
    我學會不要濫用這無形的權力。我領悟這權力也是兩面刃,拿來傷人,我必自傷。我父、我夫、我子,與他們的眾多同類一樣,是高飛的鷹、遠走的虎,當他們狩獵歸來,身心俱疲,卻仍然側耳傾聽遠方的戰鼓。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顯得無助,甚至茫然。他們需要一個舔傷避雨的巢穴,安頓靈魂的臂彎。
    書寫自家故事,是個兩難。文字是很奇怪的東西,它不是實體,但是一旦印成白紙黑字,甚至只是在網路上流傳,它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會竄到哪裡,會如何變化,會觸發什麼意想不到的反應,都不在作者掌握之內。
    自家的事情,不寫出來,就是私密的;寫出來,變成公眾的。不寫,沒人能置喙;寫了,好像人人都應邀成為我的族中長老。
    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非寫不可。人生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將滿六十歲的我,發現自己的思緒常常歸結到這個問題去。我的父母、我的子女,中間夾著一個我。承上啟下,這彷彿變成我的定義。
    我想要把這些因果關係拆解開來,看看我為什麼是這樣,我承受了什麼,移轉了什麼。在承受的基因裡面,我拋棄了哪些、發揚了哪些。在移轉的過程中,我極力強調些什麼,不知不覺間遺漏了什麼,或根本沒想到包裹中夾帶了什麼。
    我想描述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想說出我的想法。在眾說紛紜中,我覺得有必要添加一個版本。就算我是瞎子摸象,我也得說清楚我摸到的是柱子似的象腿還是扇子似的象耳,好幫助拼湊出象的全貌。
    有意見不講出來,等於沒意見。有故事不寫出來,等於沒發生。
    我母親寫了回憶錄交給我,這成為我半輩子的負擔。從我大學畢業,在《綜合月刊》當編輯起,她就開始寄稿件給我,隨便我怎麼處置。一九九四年我移民出國時,這些稿件已經累積成一整個紙箱。我也知道,這是她對我最大的信賴,最深的付託。
    父親看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告訴母親說:「你的故事沒有人要看啦。」母親氣得不跟他講話。可是過些時,父親卻把他的自述也交給了我。
    是的,因為我有一支筆,我有責任寫。因為我有一支筆,我必須整理並且敘述我的父母所經歷的曲折途徑,我和子女所共度的希望旅程。
    我寫作,故我存在。
    我無法也不該顧慮讀者的解析或演繹。誰知道?如果這世界像一個大拼圖,說不定我提供的這小小一片能讓圖像更清楚而完整?如果我夠幸運,也許讀者聽了我的心絃之歌,印證她或他自己的人生歷練,會產生共鳴?
    單為著這份可能,便足夠我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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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相片父親不在家
京滬線上,南京城東,龍潭鎮外,曾經有個叫做尹家場的小村。在父親幼小時,也就是民國初年,全村僅百餘戶,全都姓尹。父親排行老二,上面哥哥,長他三歲。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在龍潭附近,與軍閥孫傳芳所率六省聯軍大戰一場,史稱龍潭之役。父親那年九歲,與他哥哥偷跑到村外去看兩軍作戰,祖母發現後急去尋找,呼喚兄弟倆回家,一顆砲彈從後飛來,自祖母背上劃過,從此留下一大片疤痕。
祖父尹聯禧,前清時代讀舊書,在尹家祠堂私塾裡是出類拔萃的佳子弟,熟記四書五經,善寫詩詞文章,遠近聞名。可惜還沒來得及考功名,科舉便廢止了。滿腹經綸無處賣,只好到處尋館,做教書先生。本村太小無館可坐,他便像走方郎中似的,到鄰近鄉鎮去,找些大戶人家當家教。如此過個幾年,新式學校漸漸普及,他終於再也謀不到館,只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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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家有賢妻。祖母王氏,帶著兩個幼兒,竟還能下田種稻、入塘捕魚,把家裡整治得衣食不缺;而這些重活兒,祖父卻做不來。事實上祖父除讀書外別無所長,素來有個「書呆子」的渾名。他在家待了一陣子,同村做生意的族兄拉拔他,請他幫忙管賬,出門做買賣,也要他跟著。
    族兄的生意之一,是在鄉間搜購鴨子,用船運到南京,賣給中盤商去做南京板鴨。祖父常常奉命押船,他就攜帶子侄同行,幫忙趕鴨。有一次,大約就在偷觀龍潭之役後,他的長子,我父親的哥哥也去了。
    據我父親敘述,他哥哥那年十二歲,初次出門。晚間船開到一個偏僻小港停泊,祖父和眾堂兄呼嘯上岸,去他們顯然熟知的一處賭場吆五喝六去,吩咐這十二歲的孩子留守。更深夜靜後,岸上忽然傳來狼嗥,由遠而近,黑暗中,從船上只見到樹林裡一雙雙晶亮的眼睛。這孩子急切間想要解開船纜而不得,呼救亦無人應。總之,天亮後眾人賭罷歸船,只見鴨屍遍甲板,孩子也沒了呼吸。
    我父親常說,他哥哥是被狼嚇死的,因為狼群忙著啃鴨子,並沒咬他。反正自此父親就升格成了老大。事實上,那時候兩個弟弟還沒出生,父親一時間成了獨子。他總記得哥哥枉死不久,他重病高燒,祖母急瘋了,背了他,一個人摸黑趕路,到龍潭鎮上敲開醫生的門,救活了他。祖父如常不在家。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我父親十九歲,剛好高中畢業。八月十三日上海戰起,祖父正貿遷到上海,他寫信回家說,國家興亡人人有責,我讀聖賢書,何能置身事外,決定就地參加抗日行列,家人請自保重。從此沒了音訊。
    父親八十大壽時,我們準備擺個壽宴,父親堅辭不受,倒是寫了個簡短自述交給我。談及祖父以一中年書生而仍血性如此,很不容情地批評,說他「並未受過軍事訓練,盲從行為,書呆之至」。
    這自然是拿來與他自己受過的完整軍事教育作對照。上海戰役打了三個月,南京政府機關利用此時間撤退到武漢,再轉至重慶。南京一帶中學、大學生向中央請命追隨,獲發少許路費,於是紛紛上路。父親與一群同學好友從家鄉步行出發,沿著被炸毀的京滬鐵路線,穿越南京,渡過長江,走到江北浦口火車站,看到逃亡人潮人山人海,鐵路幾近癱瘓:
    「在混亂中,我們終於看到一列鐵皮火車進站,但已擠滿,沒有一點立足空隙。我們不顧危險,爬到車廂頂上。」
    火車奉命讓軍車優先行駛,因此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開到徐州車站:「這裡逃亡人潮很亂,我們跳下車廂,跨越津浦與隴海鐵路交叉道,找到隴海鐵路西行貨運火車,照原式爬上車頂,兩天後到達河南開封車站,憲警叫通通下車。」
    開封城很大,戰火未及,市面平靜。但接下來怎麼辦,誰也沒有主意。茫無頭緒之際,發現城裡到處張貼著三種招生廣告:陜北延安抗日大學(共產黨的)、山西太原民族革命大學(軍閥閻錫山的),以及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幹部訓練班(國民政府的)。
    「大家都很高興。據說只要是流亡學生,報名即錄取。有人認為既能解決生活問題,又有大學可讀,抗日大學或革命大學皆無不可。我卻對這兩校抱持懷疑,而選擇了早有所聞的中央軍校。」
    他與千里跋涉共患難的同學們,就在這裡分道揚鑣了。後來他們有沒有各為其主,在戰場上對峙,甚至短兵相接,是不堪設想的。
    父親考入幹部訓練班,兩個月後轉赴武昌,編入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簡稱戰幹團,團長由蔣委員長兼任,教育長是桂永清。父親是第三總隊軍事科學生。
    隨著戰局惡化,戰幹團先是從武昌行軍至湖南桃源,半年後撤至沅陵,再半年又翻山越嶺行軍二月抵達四川綦江,繼續訓練半年,這才結業。編併為中央軍校第二分校,第十六期十九總隊步兵科畢業。
    這樣在戰爭中邊逃邊受訓,不是躲在深山裡就是長途行軍,戰爭打了快一半訓練才完成,真所謂「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我常遙想主事者之沉穩堅毅,參與者之堅苦卓絕,而欽仰歎服。最奇者,戰幹團還有一支「女生大隊」,十幾二十歲的女孩子,同樣山野中受訓、穿草鞋行軍、吃夾雜飛沙走石的大鍋飯,我母親就是其中一員。
    父親畢業後,分發至湖北第六戰區,野戰部隊擔任少尉排長,「在鄂湘地帶與日軍周旋對峙,經常與敵軍師級以上部隊運動,或陣地攻防作戰,戰況非常激烈。」同隊同學在兩湖戰區服役者甚多,「作戰傷亡,時有所聞」。
    我小時候,聽父親講過幾次作戰情形,總難想像在那樣的槍林彈雨中,父親如何能安然渡過每一天,而成為我的父親。我一定這樣問過,因為我記得他回答說:「作戰時你不能怕,你就是要向前,就是要衝鋒,子彈反而不會落在你頭上。」我知道父親熟讀兵書,擅長欺敵,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堪稱智勇雙全。(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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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的理由
「每天早上我睜開眼,就問我自己,為啥不拿槍把自己斃了。」
這是一九八七年,好萊塢賣座大片「致命武器」中,梅爾吉勃遜飾演的警探,對他的搭檔痛苦剖白:
“Every single day! ”他說。
這句話成為當代經典。
很慚愧,我從未出生入死,從未遭逢大難,連稍稍接近一點的人生悲劇都沒有。這輩子,我成功避開了所有的災禍。
幼小時聽父母講述他們在戰爭中的困苦流離,很羨慕他們有那樣驚濤駭浪的青春;中學時讀中國現代史,激動流淚之餘,也遺憾立功立業的機會已杳,慷慨壯烈的時代已逝。大學時,讀到有人發出與我相似的感慨,說是這世上值得發明的東西都已被發明出來了,聰明的我們還有甚麼可做的?
哈哈,人數眾多因而自以為是的戰後一代,十年磨一劍,半生闖江湖,雖無用武之地,終於也在江湖上老了。
以我來說,勉盡智能寄託情懷的志業已如紅塵往事,天賜福緣生養顧惜的兒女遠颺萬里。此生伴侶忽然從英發少年蛻變成碌碌老翁,他疲憊的皮囊反映出我虛擲的歲月,他絮叨的過往恩怨提醒我此生辜負的親人師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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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沉寂的退隱長河中,昔年曾經說錯的每一句話、走錯的每一步路,偶然會像浮雲倒影,沒來由地襲上心頭。時空拉遠之後驟然明白:啊,原來那個人當時說那句話是這個意思!原來那件事有這樣的背景因緣!
    多少樁任務,我沒準備好就輕率上陣?多少種狀況,我像糊塗油蒙了心,怎麼也看不清?或者,更誠實地自問,我何曾有那個本事,挑那個擔子,發那種議論?
    無知是障,知識也是障;薄情是誤,多情也是誤。自負是業,自輕也是業;成就是幻,失敗也是幻。親人可以是桎梏,朋友可以是負擔;挫折可以是養分,順境可以是陷阱。
    這一生,我可以這樣解,也可以那樣解。
    但是這種清算思維,潛意識裡假設了我的死期已近,人生已到盡頭。我對這世界已經沒有積極的貢獻,除了跟老伴相扶持,再沒有人需要我的服務。照亡母生前的說法,我活在世上是白糟蹋糧食,等死。
    萬一不幸我滿了七十歲還沒死,是不是該照日本小說《楢山節考》的理論,先拿石頭把自己的牙給崩了,再叫兒子背我上山去,丟在那兒餵鳥吃?
    想想看,在我居住的這附近,就有三座連綿大山。若設定其中一座為「棄老山」,陡峭的好漢坡上將是何等的熙來攘往,絡繹不絕──不,在這個老人國度,現在就已有許多上了年紀的男女在晴好的日子裡奮力攀登。
    我呢,當然也明明可以自己走上山去,沒理由叫兒子千山萬水的飛回來背我,或陪我。
    眾老人到得山上,面對雪峰碧湖,無非是野餐的野餐,拍照的拍照,最後把所有垃圾都收拾了帶走。這山上不准遺留廢棄物,老人亦不得把自己當成廢棄物留在那裡。
    所以,想給自己訂下截止日期也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我到底為什麼要活下去呢?

    人身難得,不可輕棄。佛家說,修得人身,方能成佛。(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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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家之夢
孩子們小的時候,我喜歡吹牛,說自己小學和初中時代,數學都很好,上了高中以後,碰到一個很討厭的數學老師,這才砸了鍋:「要不然,今天你媽說不定就是一個物理學家!」
自吹數學好,怎麼歸結到物理學家去了呢?那是因為我小學六年級時,我大哥念高三,回家來常拿我做吹牛對象(可見愛吹牛也不能怪我:家傳的嘛),跟我解釋「天為什麼是藍的」,「水為什麼是綠的」,以及「大爆炸理論」、「宇宙擴散說」等等聽起來玄之又玄的東西,弄得我滿腦袋都是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光。我就幻想自己將來要學天文物理,作居禮夫人。至於居禮夫人是不是天文物理學家,當年我並沒有細究。
恐怕我雖不承認,其實數理細胞並不太多。高中數學不好,順理成章地就把天文物理拋諸腦後了,只是沒事就把那位數學老師拎出來,背後拷打一番。小哈念小學五年級,常常問我植樹問題、竹棍插在水中問題,我一面解答,一面就要把這故事重講一遍。這老師若知道他一輩子都要替我背夢想破碎的黑鍋,多半當年是不敢當面羞辱我的。
剛好那時候我在出版社工作,有位物理學家來找,想譯介一套科學叢書給普羅大眾。我面對景仰的人種,聽到偉大的書類,眼前馬上出現一幅幻象:多少青少年,因為讀了這套書,點燃對科學的熱情,開展了人生的視野……。我回家去,又跟兩小吹牛了:「要是我當年有這樣一套書看,那我一定是……」一定是怎樣呢,我猶豫著下不了結論。
總之,一套十本書出了,包括我譯的傳記《居禮夫人》,頗受好評,也真的有些青少年來告訴我,那套書對他們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影響。從此以後,我對那位數學老師的鞭撻在不知不覺間停止了,好像我的心靈創傷給醫好了。
想不到吧?做出版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如果不是僅次於新聞工作的話。咦,那當物理學家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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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也許我從來就沒真的想當物理學家。
    家裡有兩個小讀者,這是我思維中無形的牽掛。他們像兩隻巢中乳燕,嗷嗷待哺,等我決定要餵給什麼精神食糧。曾對朋友告解:我其實是假公濟私、公器私用,出的書都是我認為兩小該看的。老闆見諒!
    所以,七年以後,瑋兒在學校數理表現突出,有走上物理之途的跡象,我並不意外,反而有「入吾彀中」之感:老媽處心積慮,設下這麼長遠一個圈套,可把兒子套中了吧。
    他參加紐西蘭的物理奧林匹亞選拔考試,考了第二名,雀躍不已。那年的比賽要在義大利舉行,他正修習藝術史和希臘羅馬文明的課,超想去義大利看古城、名畫、雕像。
    沒想到不久接到主辦單位梅西(Massey)大學物理系的信,說是政府經費緊縮,刪除補助,沒法子組隊去參賽了。
    他沮喪了幾天,來跟我商量。得到我的支持,他寫信給梅西大學,詢問:如果參賽者自付旅費,梅西能不能協助組隊?主事的物理教授很快回信說,可以,你去聯絡,在前十名裡面找到五人願意自付旅費,梅西就願意辦訓練營,作三天集訓,並且帶隊前往義大利。
    瑋兒照著名單打電話,真的給他遊說到五人:三個台灣子弟,一個韓國學生,以及一個土生的白人小孩。
    旅費約兩千紐幣,以當時匯率計算,約合三萬台幣。他寫了一份報告,向學校家長會申請支援,得到八百紐幣的資助。於是就在一九九八年七月,開心上路。
    參賽代表都住在當地大學的宿舍裡,他與美國代表隊做了鄰居。當時他已有心申請美國的大學,便問美國隊長,名叫彼得的高大黑人學生:獲選為奧賽代表,對他們申請大學有沒有幫助。
    彼得很坦率:「我們美國隊的代表,申請名校入學是很占優勢的;但是你們紐西蘭的就不見得,」
    他問:「紐西蘭有多少人口?四百萬?那就跟紐約市的一個區差不多。」
    「我們入選美國代表隊,多難哪,過關斬將,你知道嗎。」彼得解釋。各州初選,然後全國複選,集訓一年,然後淘汰,最後剩下五人。菁英中的菁英。
    「你若是在美國,能不能入選州代表都很難說。」
    瑋兒知道他說的是事實。奧賽結束,彼得拿了金牌,瑋只得到三等的榮譽獎,在全世界選手中排名第一百九十四。這項排名到兩百為止,所以瑋兒算是吊了車尾。
    這並不表示他在全世界同齡學生中排名一百九十四,兒子提醒我。因為很多比他強的人,例如被淘汰掉的美國各州代表,都沒能來。
    帶隊的梅西大學教授卻很滿意,說今年表現相當好。
    瑋兒於是決定要去美國念大學。
    申請學校的時候,他發現參加奧賽這件事對他還是有幫助。不是說他代表紐西蘭參賽有什麼了不起──彼得說得對,小國弱隊,不足道也。但是整個代表隊能夠成行,完全是瑋一手促成,這件事卻不是任何別個代表曾有機會做的貢獻。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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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萍著

一九五二年出生,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歷任廣播公司與報社編譯、雜誌與出版社主編。從事寫作與翻譯多年,著作包括《海洋台灣》、《出走紐西蘭》等,譯作多種。現居紐西蘭,返台時,往往參與《天下雜誌》之特刊編寫。
17年前,深深熱愛台灣,曾經手採訪、編輯諸多本土題材作品的尹萍,為著孩子在學習上所承受的壓力,毅然決然地獨自帶著一雙子女遠赴紐西蘭,母子三人一同摸索嶄新的生活方式,找回學習的快樂、熱情與渴望。她寫下的《出走紐西蘭》,對比出他國的自由成長風氣,與台灣變質的教育環境。原本只是尹萍一己單純的移民記錄,卻撼動了台灣的家庭與教育,更引發了當年的教育移民潮。
17年後,我們終於再度盼到尹萍,這次她不只書寫自己與子女的牽繫,更上溯至父系與母系的人生軌跡,以淡雅醇厚的書寫,幽幽串起家族世代的綿長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