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個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為這一局面的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開，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的「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們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唐德剛和張學良在商討文稿（北投張府，1990年1月25日）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已經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為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做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

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到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張學良正在伏案寫字（北投張府，1990年12月17日）

在我個人來說，做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參加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公元五世紀末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台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台北不可。此時飛機已客滿，但是佛光山招待所還是把我二人擠出兩張票來。紹唐和我乃於一九九○年一月三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飛回台北。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台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劉去未幾，郭冠英也匆忙地趕來。我們乃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

「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
「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唐德剛首晤少帥（台北來來飯店，1990年1月3日）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二人到一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員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們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紹了。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為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唐德剛臨別時，張學良贈以影印宋本杜詩（北投張府，1990年12月17日）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又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台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台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拿筆桿和拿槍桿的區別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衝的過來人不知也。……〔閱讀全文〕

唐教授：
奧運雖未成功，能與您共跑一跑，對我這小選手也算受益匪淺。「笑語燈前老少儒」。我若有時間，寫下爭取辦奧運的經過，也為中國歷史留下份紀錄。　　　　　　　　　　　　　　　　　　　　　　　　　　　　　　　　　　　　　　　　 ──郭冠英

唐德剛曾說：「寫一個人的傳，你要比他自己還要了解他。」

唐德剛說的是李宗仁，遇到張學良，他當然視此為不世機遇。他要寫本"The Book"而不是"a book"。

可惜，沒寫出來，但在寫的過程中，他比「他自己還了解了他」，了解了一個"a person"。

唐德剛後很感慨的說，張的歷史，多已公布於世，但你我講，就算對，仍只屬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講，才屬第一手。可惜張胡塗，對學術市場也不懂，他本可留下本好史，名垂千古的，但由於他性格不成熟，做事衝動，把一件晚年的好事給弄壞了。

唐德剛、張學良於張府花園合影（1990年12月17日）

唐又說：「我以前沒見張，從歷史資料來評張，見了張，對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了解了一個人性格對其行事決策的關係，以前的資料是死的，見了本人才活了起來。張是個愛國者的定論不會改變，但我對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確實要大打折扣。」

張學良是一個太子豪傑，李宗仁是一個平民英雄，兩個人都稱副，一是副總統，一是副司令，但張學良不論是少、是副，他幹的卻是大事，雖然真正的硬仗，李宗仁打得多，真正的政務，李宗仁認真得多，但是李宗仁即使是幹到正，他仍是蔣介石的副角，他仍未能改變蔣所劃的局面；而張學良在西安未留片紙隻字，甚至對放蔣條件仍諱之莫深，但人人皆知他改變了蔣的剿共大計，他扭轉了乾坤。他不但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甚至改變了世界的歷史（唐語）。

李宗仁？沒能改變歷史，他只是保持了他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而已，而這一點，他是比蔣介石高明的。看看蔣身後的假榮實辱，幾無葬身之地，其下場實不如李。

李宗仁死後有知，當最感快慰的即是其徒後見張學良，張說：「蔣介石就是李宗仁說的那個樣子，一點不錯。」

張學良還握了拳說：「馬歇爾說得對：『蔣先生就是抓權不放。』你說不幹了，你還是在那兒幹什麼？李宗仁怎麼做事？」

但在九○年代，唐德剛卻沒有這樣的機會，中國人也少了一本可以成為最有價值的回憶錄。唐德剛是有此自信，若張學良願合作，他可以寫出一本比李傳更好的傳世之作的。可惜張學良本身是個沒常性的人，公子哥兒的脾氣不改。要他隨興吹牛可以，要他安心坐下來一天，好好交代回憶其歷史較難。他的理由是他想了會激動，會難過，但他又常會激動的講，沒問他也自個兒講，張根本是個很矛盾的人。如果張被關的五十年中，有個唐德剛與他關在一起，只叫他交代北洋歷史，先不提西安事變最關鍵的那幾點，那應該寫得出本好書，或張到夏威夷去了，與唐德剛做口述，唐在夏威夷住個年把一年的，也可以，但在九○年代的台灣，張新放不久，仍有疑懼，加上趙四始終消極，生怕張又從上帝那兒回到人間，張又靜不下心，一有風吹草動，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這件事，是歷史決定了人，又是人決定了歷史，與許多歷史事件都一樣。

後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布了張學良後來的口述史料，其中謬誤甚多，做為一個始作俑者，我並沒有幸災樂禍，只有對歷史的痛心。以前常常有人問我，哥大的資料有無新東西？為了歷史，我希望它有新東西；為了我的委屈，我又希望它沒有新東西。現在證明，有關張學良最主要的東西，他在一九九○年已對唐德剛和我講了。正如台灣《中國時報》駐美歷史記者林博文所說的，那是對西安事變「最詳盡、最切實、最坦誠」的口述。

那真是得來不易，稍縱即逝。果真，機會後來再也沒有回來。這不怪後來的效顰者，要怪張學良胡塗，做事不認真。他這種性格，大大的影響了中國近代史。……〔閱讀全文〕

有人說，其實我不易幟，我自己獨立的話，中國的情況反而比較好，東北可能可以保下來。那，我當皇帝？為什麼我要服從呢！那我就變成日本的傀儡了！

我有實力，我東北很大？那東北是大呀，你大概不知道，我們完全在日本人手裡，日本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啊！

換句話說，你這句話，根本你就問得很不懂得情理。我怎麼責備你不懂得情理？那麼，我父親為什麼死的（拍桌數下）？我先問你，為什麼他們要把他炸死？他就是不給他們當傀儡（再拍桌）！

明白這句話？「你要做，你就得當我的傀儡呀！」她要幹什麼呢？日本圖什麼？對你好嗎？她要侵吞你呀！
後來我跟日本人說笑話，我在日本也有好朋友。我說：「你們日本人呀，不能夠叫人家跟你合作。我說一句笑話，就好像我有老婆偷你的人，你別吱聲，咱倆就算了，你嘛，還要誇口說：『他媽的那小子，他老婆跟我睡覺了。』你們日本人幹活兒就幹這種事。」

你跟她呀，那傀儡還要當得像傀儡的樣啊。「你要知道，你是我栽培的。」你給日本當傀儡，你那個傀儡都不好當得很?！你能說你有力量？你那點，欸嘿！

有人說，大帥如果在的話，大帥不會跟中央合作。那不一定，那就不知道了。

我就說這個事情，你假使問我，這句話也有道理，當時我父親回到奉天，他要怎麼做，那不知道。

我說日本人啊，混蛋！也許那時候操縱我父親比操縱我容易，他們沒想到我這個傢伙是這樣的。

我現在九十歲了，我今年九十歲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敢說這句話，誰也沒想到我張學良這個人這麼樣討厭，不論是誰，大家都認為我是個年輕小孩子。

你知道，就連楊宇霆他也想操縱我，都想操縱我！換句話說，我這人是不受操縱的。今天說一句話，就連蔣先生也想操縱我，我也是不受操縱的。我為什麼（走）到今天？我也是不受操縱的。我要是受操縱，我還有今天嗎？

張學良致唐德剛書信手跡

我不受操縱，我這個人就是不受人操縱的。我現在九十歲了，我也不想再搞政治，我才說這些話。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見解。我這人做事就這樣。那個時候我也不信基督教，我問心無愧，我就這麼做！我不是為我自己。

我跟汪精衛兩人鬧彆扭，就（為）一件什麼事情？就是他到北京去，他和宋子文，他們倆去，他拿著蔣先生的一封信，他的主意啊，是讓我們跟日本人打一下子。

我就問他：「咱們真打嗎？你中央有什麼辦法嗎？」

那時候他是行政院長啊，他說：「你要不打呀，南京政府受不了啊，你打一下子。」

我說：「汪先生，你說什麼？我張學良從來沒讓我部下給我去打地盤，或是利用我部下。你那麼樣做，我問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的生命來換你們的政治生命啊？不是我張學良的作風！」

他們叫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國內的反對聲浪。所以他回去就辭職了，為這個事。

他跟我說：「我有蔣先生的一封信拿來。」

我說：「蔣先生的信是這樣子。蔣先生在信裡讓你跟我商量，這是蔣先生的信。如果蔣先生給我下命令，軍事委員長下命令，那我沒法子，那我就打。你為什麼不給我下命令？你儘管下命令！你下命令，我當然要服從，我沒法子，我非服從不行呀；你既然知道，這個事情要讓我自個兒自動，我不幹！你中央是不是有所準備？你真想仔細，要打，那我打。你不講，讓我敷衍一下子，免了！」

我說這句話就是我的主題。接下來為你們解說這句話。現在我部下還有，你可以訪問。所以我部下對我啊，還是信任！我從來不拿我部下，利用我部下，給我打個地盤吶，或是給我怎麼著。從來我沒有這個！不信拿歷史，你翻。

那個時候，我是跟著我父親南征北戰啊，我在我父親手底下是個將，讓我打什麼，我就打什麼。可是到我自己手裡，你看我打過什麼仗，（為）我自己？我每打仗，我都是為了中央統一。所以我說閻伯川那個時候他都沒想到我，他都沒想到我能幹那一手啊，那我的軍隊出來了。所以我說閻伯川、馮玉祥他們「不夠」！為什麼？「你們就想那麼樣，你們沒看看我東北那麼些個軍隊在你們旁邊待著，我要一動的話，你們可怎麼辦？」他們就沒想到這個，他們想我不會動彈，那麼我的軍隊一出來，他們立刻就完了，就垮了。我說過，「巧電」，我打過電報了，我的電報就說我以武裝調停啊。那麼，我那個調停裡頭包含有兩個意思：「你不聽我，我打你啊，中央要不聽我，我就幫著你打中央。」你明白我的意思？我這個話是兩說的呢。我就是要中國停戰，不要打仗！實實在在我的心裡啊，我現在說，我這人反對內戰，反對透了。

和汪精衛的交往

我跟汪精衛怎麼認識的？汪精衛是這樣的，你要講這段故事，那可長了。

我對汪精衛非常地佩服，我佩服汪精衛。我年輕時就佩服他。

第一次見他，是在這個事兒：那個時候有所謂「三角同盟」，總理先派的代表是孫哲生跟這個很老很老的──姓寧的，後來當了共產黨，他們兩人來了，沒談好。再來就是派汪精衛跟路孝忱，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麼認識了汪精衛。他們來了，我那個時候還沒做上太高的，就是招待他們，應付。

我就跟汪精衛很談（長談）。汪精衛這個人說話，那是口才一流。我就問他一件事情，我在報紙上看的，因為他的行蹤我很注意，我很佩服他，年輕的時候我最佩服汪精衛呀，還有誰啊，年輕的革命家李烈鈞呀、胡漢民呀，這些人。我就問他，我說：「報紙上報（導）你過大連，你去弔肅親王（提醒：他有三首詩），真的嗎？你弔他幹什麼？」

他說：「真的，是我弔的！我弔他，我有個原因。」

他就告訴我，他說：「我當年被捕，是肅親王審的。要殺我，肅親王可以殺，肅親王沒殺我。但肅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當然啦，你們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唉！假如你們成功啊，我看你們也不能強過我們什麼的。』他這句話所說的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真是還不如人家前清，弄得這麼糟糕！」

我跟他的關係就是這樣的，來往得很好。

鬧翻了是怎麼鬧翻的，跟汪精衛？後來也沒有太多過節，就（為）一件事情鬧翻的。兩人鬧得很翻。

我在北平負責任的時候（「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在北京負責任），他當行政院長，他來了，他跟宋子文兩個人來的，因為他怕我跟他不熱絡。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倆最好了。

他來了，拿著蔣先生的一封信，那時候蔣先生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這封信呢，蔣先生很客氣，就說：「汪院長到你那兒，跟你談一談。你好好地跟汪院長談一談。」就是這樣。

那麼他來了，我簡單地跟你說吧，他就說：「你現在啊，你的軍隊應該跟日本人打一下。」

我一聽，我說：「你是不是中央已有所準備？」

「沒有！能打，怎麼樣？一定打敗！」

那麼我說：「你為什麼要我打？」

他說：「是這樣的，現在外邊的壓力太大，你呀，軍隊動一動，跟日本打一打，就可以把這個平息了。我們這個政府啊，你要不來這樣子，政府恐怕就維持不住了。」

我這個人，你知道我這個人說話，有時候我一著急，我說話是毫不客氣的。我說：「我張學良從來沒拿我部下，犧牲我部下而來換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你別找我張學良！」

張學良輓蔣介石聯(左) 與張學良自況聯(右)

他說：「那個，蔣先生來的。」

我說：「蔣先生的信說得很明白啊，是要你跟我商量呀。如果你中央政府要我動，他軍事委員會有權?，他給我下命令，我沒法子，我就得動。他下命令了嘛，我動！你跟我商量，就是你要我拿意見；你要我拿意見，就是你要問我了；你要問我，我就是這麼如此。」

那麼，他就非常地生氣，他好像想：「我以行政院長的身分來給你（請託），你給我碰這麼大的釘子！」就是，那麼簡單。

還有呢，這點事情是我不對。我這個人不對的地方，我就說我不對。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去了，我就沒有理他！我跟宋子文倆是好朋友，出門上北海去玩去了。

他對這件事情非常不高興，「啊，你不好好招呼我，你跟宋子文走了。」那麼，他回到南京，他就辭職了。

他打出通電來罵我，他辭職了。我為這件事情也辭職了。但是我辭職，中央會慰留，他辭職就走開了。就這麼樣的，兩個人，就擱這麼翻了。兩個人從此鬧翻了。

所以，等到中央黨部的事(以後，他給我寫了很長一封信（我可惜了那封信，沒留下），他也不客氣，他說：「本來咱們倆扭啊，（鬧）意見，很有意見啊，可是到這個時候，你還來（救我），這證明咱們黨內，危急的時候，大家還是（會捐棄成見）。」

有人說是因為汪精衛看到，每次跟我談話，我就去打針，他就火了，說我不尊重他。沒有、沒有、沒有，我根本沒有打針，他看不見的。那是胡說！我打針向來人家是看不見的，大夫在周圍。那也不是（因為）談了一半我就不見，他講我不尊重他，就是我不聽他的話。

他是這樣的意思：「我來了，這麼大的行政院長跟你商量，你給我碰個大釘子。」不是那個。

——摘自《張學良口述歷史》第三章「不做東北皇帝」

唐德剛，1920年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和《袁氏當國》（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唐德剛為胡適先生高足，「歷史」是唐德剛一生的志業，十多歲即已圈點過一遍《資治通鑑》，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更以美國史、西洋史為主修科目，並於紐約市立大學主講中國史、東亞近代史。其學貫古今、識中西之長，在史學論述上，呈現出具世界觀的恢宏視野。其筆調幽默風趣、評點銳如匕鋒，呈現出氣象萬千的磅礡氣勢，是史識、史德兼備的歷史學家。

天性詼諧的唐德剛，古文根柢深厚，只需觸機後，信手拈來皆是文章，除了史學論著外，也出版過文藝小說、詩歌、雜文等文學作品，堪稱是才氣型的史學作家，其好友夏志清先生即因《胡適雜憶》一書而稱他為「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以文學家的風格及體裁寫作史學論著，呈現出江河汩汩入大洋之勢。